作为一名城市设计师，何志森没有太多实质上的建筑作品。他曾渴望成为一名精英，有财富、有地位；能设计一座漂亮的房子，让人看到它就想到何志森。为此，他一心离开父母支教的福建山区，远渡重洋，一路读到博士。时常穿着一身黑色，戴个黑框眼镜，梳着时髦发型——“有时候我内心还是很挺精英的。”何志森自认不善交流，又害怕孤独，读书期间拼命画画，只因“画画牛的人身边都有很多朋友”。
读博士期间，何志森在华侨大学偶然看到一名小贩用晾衣杆穿过围墙传递外卖，他惊呆了，设计师绞尽脑汁，结合了美感、安全、协调性，加上各种监控与犯罪控制系统最终建起的围墙，小贩用一根晾衣杆就捅破了。
回到墨尔本，他的研究方向由参数化转向人文，博士论文是用了四年时间跟踪一位在围墙上卖盒饭的小哥。这是何志森第一次远离画纸，跟踪生活。原来除了晾衣杆，小贩还可以用盒饭“贿赂”保安进门；可以在每栋宿舍安插一位兼职学生协助运送外卖上楼。原来层层打破设计师空间潜力系统的不是晾衣杆，而是生存压力排山倒海迸发出的求生欲。他的思想发生了改变：设计师要去理解生活，做出更有包容性的设计。而包容是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尊严。
担任华南工业大学建筑学院老师后，他开设mapping工作坊，主营“跟踪”，试图探寻城市与人的关系。他的跟踪集中在小贩、城管、流浪汉、城中村居民等人物身上，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划分为“草根”。这让何志森想到在山区成长的日子，同样是与底层的人接触，他理解并亲近。“我内心深处是矛盾的，我一直不知道我到底是以一种精英的眼光去做草根的事情，还是以一种草根的心理去做草根的事情。”前者道貌岸然，后者不愿承认。
在二者间的摇摆让何志森心态开始分裂，跟踪生活成了与自我和解的一场战争。
理解秩序
何志森已习惯了见到建筑就与人相勾连的生活方式。采访约定的扉美术馆展出宋冬的作品《无界的墙》，露天的展览使得路人源源不绝。“因为这个展，附近的社区有了一个公共空间。从前这里是不让人进的，现在很多居民就在这里聊天。这就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建筑。”
在他看来，这是好奇心与观察力在专业领域的延伸。观察的爱好源于小时候。何志森的母亲在福建一个偏远的山区支教，从小他便跟随母亲在山里长大，童年唯一的游戏就是玩弹珠。长大一点，他就跟着山里的学生去上课。年幼的何志森听不懂课堂的内容，只好看着教室内的每个人，他盯着每个人的表情、动作，乐此不疲。
长期下来，他养成一种看到东西就忍不住观察的习惯。流浪汉在公园怎么睡觉、小贩如何与城管博弈、盲人如何在盲道行走、富人散步的方式是怎样……他喜欢卷福和柯南，觉得建筑师也得像他们一样善于观察。
在上海做工作坊的时候，何志森看见哈佛大学的几个学生调研弄堂空间为什么这么有活力，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为什么这么多。“我觉得不住进去，不把自己变成当地人，不能够做这个研究。”他租了弄堂里的四平米小单间，住了一个月。
何志森每天站在自己的房间门前，定点观察弄堂里的人。他发现，每个人每四个小时都会出门一次，上午、下午、晚上各一次，每次出门都超过20分钟。除此，他还选择了108个跟踪对象。何志森跟在他们身后，观察这些人每天去哪儿，干什么，跟谁聊天。最后，他整理照片发现，80%的人出门时手里都提着一个尿壶。弄堂里没有厕所，所以人人都有一个尿壶，尿壶逼迫人们定时倒尿，让人们从室内转移到室外，提着尿壶可以聊天，尿壶成了社交工具。
他开始反思城市设计，“我们住在高大上的豪宅里，一关门就是一个小世界，里面有客厅，有厕所，有厨房，有健身房，甚至还有卡拉OK，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那一个世界里。我们坐电梯看到邻居也不会say hi，甚至邻居死了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交流。现在的设计，把人从外面推到里面，不像弄堂把人从里面强迫转移到外面。我们在大街上走动的时候，因为它的喧闹拥挤，每一个人都想逃离外面的空间，想回到家。这是我们今天的城市。”
“我一直认为场所不是设计师定义的，而是在生活在使用它的这些人营造的。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社区里贴着什么脏乱差，但是很多人都没搞懂什么是乱。没有一种混乱是绝对，在每一个混乱背后都有一个看不见的秩序。我们是设计师，我们要去理解这个秩序，把它破译出来。我破译的是生活。”何志森认为，作为建筑设计师，要理解人与空间的关系，充当媒人的角色，把设计变成实物。
感受尊严
何志森回国开讲座，分享对在围墙上送外卖小哥的研究。他开了二十多场讲座，很多学生都问他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设计中考虑小贩子这样的群体？
何志森意识到，很多国内的建筑学子都误以为设计是为一部分人群而设计的。弄明白了建筑与生活的关系，他认为，最理想的设计是让使用者在空间内感受到尊严，建筑设计师最重要的是有同理心。成为教师后，他最想告诉学生，“在设计面前人人平等，建筑师的使命是让尽可能多的人群在自己的作品里感受到尊严。”
广州花城广场没有多少凳子，遮阴处也少，虽然游客熙熙攘攘，但很少人会停在广场上歇息聊天。“花城广场不能让人产生归属感，从一个角度讲就是因为使用者感受不到自己被这个空间所尊重，变成一个外来的人，融不进去。”
在何志森看来，只有当设计师变成空间的使用者，才能真正了解空间的需求。他组织学生“变成”花城广场的流浪汉。白天，大家只看到一个流浪汉，过了凌晨12点就看到好多流浪汉，他们像丐帮一样抢座位和厕所。夜里，这群人就是公园的使用者。“建筑师不是建一座12小时的城市，而是一座24小时的城市。凌晨12点后的现象也是躲在屋子里画图的设计师永远设计不出来的。每个空间都有很多不同的使用者，作为建筑师，不可能满足全部使用者的需求。但是，兼顾了百分之十比都不兼顾要好。”如果他来设计花城广场，他会增加一些给流浪汉休息的空间，墨尔本、纽约的公园都有类似的设计。
他现在最想给农村的留守老人和小孩设计一款厕所。他调研的农村厕所只有一个坑，可老人进去，小孩留外面容易被人抱走，两个人都进厕所又难免尴尬。有时老人直接抱给邻居家看着，总给人添麻烦。“我想可不可以厕所外面设计一个交流的场所，味道可以隔绝，兼顾安全与交流的功能。”
回国后，何志森一直以背包客的形象流连于中国各大建筑院校，以老师的身份传播自己的建筑理念。他认为，建筑设计师不是非要靠设计作品来证明自己，“教学就是我的作品。”目前，他正在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两门课程。一门是面向本科生的mapping（图绘表现）课，另一门是以发现市场的美为目的、面向研究生的“美术馆的市场”课程。前者有140名学生，后者有9名，后又吸引了12名本科生自愿加入。
在学生身上，何志森看到自己播下的种子开出了花。学生为卖冰糖葫芦阿姨做过设计，他们跟踪了阿姨三天。第一天先近距离观察阿姨，了解她每个时间点的所在位置，从中理解阿姨对设计师设计空间的使用情况。接下来，学生继续跟踪阿姨。在此过程中，学生撞见阿姨和城管之间的对抗，碰到无法上厕所的问题。“因为角色的转换，建筑设计师拥有了同理心，了解城市使用者的需求，让设计的空间更加适合使用者，让使用者在这个空间内感受到尊严。”
跟踪了好几年，何志森会想到小时候的故事，母亲把社区门前的花圃改造成更适用的菜园，父亲在河边的围栏上下围棋。这些非设计专业出身的人却灵活利用了周围的空间。耳边是母亲常说的“每个平凡人都有他的故事”，他理解的故事，是每个人被环境激发的生存智慧，它勾连了建筑与生活。原来建筑的道理母亲早就讲给自己听，他一直挟此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