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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 一代宗师谢和耐“传统中国”的海外知己
2018-10-10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1979年,汉学家谢和耐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他笔耕不辍,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获得过的学术荣誉和奖项不可胜数,其中最著名的有法兰西科学院授予的翟理斯(Giles)奖、布杰(Budget)奖和有“汉学界诺贝尔奖”美誉的儒莲奖。

近日,法兰西学院文学院官方网站发布一条讣告:法国汉学首席权威、欧洲中国学大师谢和耐(Jacques Gernet)于3月3日在法国布列塔尼的瓦纳去世,享年97岁。3月8日,他的葬礼在巴黎郊外拉雪兹公墓举行,诸多学界人士出席,一起悼念这位为中西方文明交流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学者。

作为当代法国权威的汉学家,谢和耐教授曾领导法国汉学界的工作达五十余年,1979年以唯一一名汉学家的身份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在长达半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笔耕不断,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获得过的学术荣誉和奖项不可胜数,其中最著名的有法兰西科学院授予的翟理斯(Giles)奖、布杰(Budget)奖和有“汉学界诺贝尔奖”美誉的儒莲奖。

 

敦煌经卷和“一代宗师”

1921年12月22日,谢和耐生于北非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他出身于学者之家,父亲为研究古希腊的知名法国学者,曾担任法国文学院院长一职。

在阿尔及利亚的海湾和山丘上,谢和耐度过了大部分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在那里接受了古典文学的教育。1942年,他应征入伍,投身于盟军在北非开辟的反法西斯战场。二战结束后,他回到母国,在巴黎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学习汉语,1948年毕业于高等实验学院。

1949年,26岁的谢和耐前往设在越南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学习,师从汉学权威戴密微。远东学院是一所专门研究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文明的国立学术机构,在吴哥窟和敦煌学领域有过辉煌成就,出了沙畹、伯希和、马伯乐、戴密微等一批世界闻名的汉学大家。在越南的两年间,谢和耐到过中国昆明。

受戴密微委托,谢和耐自1952年起参与编写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特藏目录。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他得以亲手接触到法国探险家保罗·伯希和从敦煌带回来的大量珍贵资料,成为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

大名鼎鼎的伯希和是一名探险家和全才型东方学家,据说精通13国语言。他曾师从“欧洲汉学泰斗”沙畹,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精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1908年,他组织探险队在中国新疆、甘肃进行考古活动,用500两白银和看守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做了一笔交易,劫走藏经洞中最珍贵、最有价值的六千多卷经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足足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这一大批珍贵资料,为法国成为国际敦煌学重镇奠定了基础。

1956年,谢和耐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由法国远东学术院在越南西贡出版。书中以社会学的观点,把汉籍、译自梵文的大藏经、敦煌和西域文书互相对照,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书中对佛图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碨户、梁户、长生库、社邑、斋供、三阶教无尽藏都做了深入探讨。

除了使用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位大个子的年轻博士展露出某种熠熠生光的学术天赋——他使用的全部原始资料都是经济性的、具体的,并且与处于历史中的一种集合心理学现象联系起来。

这部著作看起来更像一部经济学家的著作,而不是宗教史学家的论述。

谢和耐的导师戴密微长于历史和语言学,是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派在汉学界的中坚。但谢和耐的治学却更接近“师祖”沙畹的另一名弟子葛兰言——受法国社会学之父涂尔干的影响至深,更像一名社会学家。

此书一经出版,立刻在国际敦煌学领域引起轰动,欧、美、日同行学者纷纷发表书评,作出高度评价。美国著名汉学家芮沃寿称赞此书“为用现代科学标准来编写中国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法国,此书与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并列为该领域的两大名著。直到21世纪,《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仍被公认为法国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唯一一部重要著作。

三十出头的谢和耐一举成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逐渐成为法国汉学界“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

在谢和耐之前,法国的汉学传统是擅长扎实、精深的考据,一般不写或很少写系统的论著,只是对古文献作注释,如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谢和耐一方面继承了前辈的考据学功底,另一方面又突破了他们的局限,用客观、历史的论述和评判进行系统研究,使法国汉学研究向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为后学开辟了道路。  

 

13世纪中国南方之繁荣只是幻象

相比只在专业学术圈流传的敦煌学专著,谢和耐得到更多中国文史爱好者喜爱的,是充满美感和诗意的历史著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1957年起,谢和耐任教于巴黎大学文学院,主要讲授中国语言和文化。他逐渐转向了宋元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白乐日的影响下,他对吴自牧的《梦粱录》和周密的《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宋末元初文人笔记和回忆录发生了兴趣,最终促使他在1959年完成了《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他借助笔记小说、地方志,以及马可·波罗的游记和回忆录,选定南宋王朝(1227-1279)陷落于蒙古人之手前数十年的历史时段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对象。

 

希伯和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

 

他以南宋国都临安城为中心,描绘和还原了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富庶城市的建筑和民居、运河和交通、市场、商业交易、节庆和娱乐,城中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衣着、饮食、个人卫生,以及个人和家族从出生、抚养、婚姻、疾病到亡故的生命周期和四时节令,构筑了一幅精致、繁复、奢华、立体的《清明上河图》。

笔者手头这一本《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译本引进于1995年,收录于颇有声名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译文用词典雅细腻,颇有古风,读来全无洋人手笔之感。翻到前页,才恍然大悟——原来,该译本由丛书主编、有“中国学术翻译界法人代表”之称的刘东先生亲自操刀。

在《译后絮语》里,这位活跃于1980年代的著名学者被某种“求医问药”的历史心结焦灼着——南宋官民何以身处巨大危机仍沉湎于审美的创造和感官快感?华夏文明何以在文化辉煌顶峰之际走向毁灭?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有怎样的因果关系?以及,越发放纵人类物欲的现代文明是否会落得另外一个“白茫茫大地更干净”?

隔着纸张和岁月,这位法国学者冷静地向中国的知识精英给出了他的理解和回应:

“中国崩溃的真正原因其实与道德松弛无关,而似乎更像是在其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本质之中。有关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的,却是国库之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

“这座大厦已是十分脆弱。”谢和耐写道,“只要蛮族用力地推它一把,就会倒塌下来。”

 

中国与基督教——和解的可能与不可能

1982年,正值西方思想学术界纪念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入华400周年之际,谢和耐在巴黎推出了又一部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中国和基督教》。

该书中,他抛开了基督教在华传播史,转而把重心放在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和反应。有关中西文明史上这次著名的碰撞,他运用了大量中文史料,着意叙述了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态度如何从同情、好感转变为拒绝、敌视,随后剖析了中西方文明之间这场艰难对话及其背后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原因。

自16世纪起,以利玛窦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到达中华帝国后,通过传播科技、在中国传统经典中找寻“共识”、甚至有意歪曲教义来迎合中国士人,得以和部分中国精英阶层建立了默契和友谊。

但是,这种默契是表面的,掺杂着暂时的妥协和许多误会。当“这一策略却随着基督教观念被人们更加透彻地理解,而被越来越多的文人识破和揭露,便反戈一击转向反对他们了”。

最终,谢和耐提出他的观点:“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不可能达成内在的、实质的、精神上的共识,因为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根植于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历史传统、知识结构及语言结构。譬如,中国人对于“天”、“道义”等的理解自成一体,与西方人在希腊哲学传统之上的“上帝观”格格不入,因而无法真正地“基督化”。

这一开创性的研究引来一片喝彩。德国汉学家、宗教学家马雷凯对《中国和基督教》给予极高评价。他认为:谢氏的著作“改变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记录的整个研究领域”,是一次“范式的改变”——第一次使得中国人的看法和意见在传教史研究中找到一席之地,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相关著作的出版。

谢和耐的观点也受到一些批评和质疑:谢氏把人首先视作文化的而非自然的产物,他从文化中获得的因素比其自然因素重要得多。除了特定的文化,他没有别的存在模式,没有别的支持物。文化成为解释人的特质的唯一框架。如此,文化成为一种密封的容器,而个体的人不过是文化这所监狱的囚徒。这意味着谢和耐完全否定了一种超越于文化之上的、为所有人类普遍理解的共同体验的存在,因此割裂了两种文化间达成对话与和解的可能性。

此外,在这位深受法国启蒙思潮影响的理性主义者看来,宗教和信仰等同于文化和历史结构中的部分。由此,他也选择对宗教信仰中超验的那一部分“视而不见”。

谢和耐另一让人叹服的成就是,他是至今为止凭一己之力独立撰写一整部中国通史的唯一一位西方汉学家。

1972年,耗费他近八年心血的《中国社会史》首次刊行,荣获了法国最高学术奖——圣杜尔奖,此后于1980年和1990年经历两次修订,先后译成英、罗、韩、德、西等多种语言,被英美和欧陆许多大学列为中国史教科书。

作为一名对中华文明怀有深情的海外学者,谢和耐时常痛惜中国传统文化自19世纪末尤其“五四”运动以来遭受的命运。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国近代的部分知识阶层代表,认为他们对自家传统“怀有歧视和严重的无知”。

谢和耐曾说:“近百年来,中国的青年要求改革是对的,但他们应该和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解。戊戌以来,中国青年总是把落后的责任推到传统文化,这不公平。”

1998年,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曾到位于巴黎雷慕瓦主教街道的“汉学研究所”拜访已退休的谢和耐。在李的印象中,年届古稀的老者热情得像个孩子,他对传统中国的文化有着很深的理解和体悟。

“他心中的中国,是传统的中国。”李天纲感慨,“当我们投向历史的视线常常受到来自现实的干扰的时候,谢先生在国外,有时反倒有进入明清历史的捷径。”

责任编辑:仝志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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