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导演周全曾是个不善社交的人。他在美国电影学院（AFI）的学姐杨宥瑜多年来对他的印象是，这人不会主动跟别人说话，不愿意参加超过四个人的饭局，因为“他觉得坐在很大一群人中，根本就没有办法真的认识一个人”。

在AFI的第一年，导演、制片、编剧、摄影、剪辑、美术等各个系的学生要临时组成剧组，拍摄三部短片，此外还要给其他剧组帮忙。每周末拍完片，大家都会到学校附近的酒吧喝酒开party，制片系同学刘宛玲记得，包括周全自己导演片子的庆功party在内，他几乎没出席过。直到学期末的大party，所有人都要参加，周全终于来了，“轰动全场，30分钟内就被灌醉，然后坐在路边吐了。”

其实读研那两年，周全在微博默默发过不少“不可对自己心底的声音置若罔闻”一类的鸡汤，作为少数者，他时常焦虑人际上能否融入群体。

毕业四年多，周全仿佛找到了舒服的应对方式。采访当天，他穿着短袖T恤、休闲裤和帆布鞋走来，拍照前从包里掏出一件西服外套问摄影师，“要穿上这个吗？”又不时确认，“要坐着吗？眼睛要看镜头吗？要跷二郎腿吗？”镜头收起后，他不知从哪里变出一件灰色运动衣套上。

“他已经很配合了，”刘宛玲指出，“周全有非常多的New Balance，不同颜色，每天换着穿”；从前私下绝不拍照，Facebook主页空空荡荡，被别人圈出来的照片过一两年他也会默默删掉。

如此大的转变发生在最近一两年。长片处女作《西小河的夏天》（以下简称《西小河》）拍完后（电影的主创团队几乎由周全的校友组成，刘宛玲和杨宥瑜是制片人，省去了团队的磨合成本），周全“活泼了很多”，跟剧组、投资方打交道，颇为得心应手。“之前他会觉得又没人认识他，他去做这些事情没有意义，现在可能理解到作为导演的责任。”刘宛玲说。采访结束后，他马上赶去吃饭，那是一个他主动约的、有“六个人之多”的聚会。

回绍兴

自从2005年出国读书，每次假期回家，周全都感到他记忆中的绍兴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消逝。十年后，他决定把家乡记录在影像里。他在台门长大，和《西小河》里的小男孩顾晓阳一样，放学了走过小桥走过河，就坐在那方天井里写作业看书，等父母回家。出门是陆游家，旁边是鲁迅家，附近还有王羲之的墨池……那是富庶、文明又封闭的90年代江南水乡，绍兴人活得像鲁迅小说里一样。

重过台门万事非。2014年，电影项目启动后，周全带着主创踩点，杨宥瑜走进台门，看到一户户人家把天井隔得乱七八糟。电影里跨进台门就是顾晓阳的家，但内景的实际拍摄地在距绍兴一小时车程的诸暨。屋子早没了二十年前的气息，剧组以老照片和当事人周全的回忆为准，窗帘重画，地板新铺，柜子现做。但拍摄过程并无多少昨日重现的浪漫，台门内的戏份拍摄时间有两周，光是清场就消耗太多心力。刘宛玲反复对周全强调：“你要确定这边没有要补拍的，因为我们一走了，这个地方就撤了，再复原，就要重新花钱做这些事情，我们没办法。”出了台门，回到绍兴，拍完小桥流水，街道、路牌都是新世纪的产物，历史彻底找不见，摄像机只好关掉。

并非刻意地，时间把周全变成了知行合一的怀旧者。“他常常会戴围巾，说嗓子疼，怕冷，还穿白袜子。我们就觉得，这不是老人家的行为嘛。”杨宥瑜说。周全的妈妈很喜欢邓丽君，买了很多邓丽君的LD（镭射影碟）。小学的很长一段时间，周全每天早上听着邓丽君的歌声醒来，自然地迷醉，现在条件反射能想起十几首歌。电影里有一场戏，是顾晓阳和邻居郑爷爷上舞厅跟踪疑似偷情的父亲，周全原本执意要让舞厅放《小城故事》，因为实在付不起版权费才换成《相约九八》。

尽管周全在多个场合声明，《西小河》故事全为虚构，但顾晓阳和他的身影频频重叠。最明显的标志是，顾晓阳喜欢的球星皮耶罗是周全的偶像。撇开近期的电影宣传，周全这些年发的微博至少一半和这个男人有关。

顾晓阳和周全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很少给他们陪伴。周全更记得他经受的“精神层面的孤独”：“成长路上，你一个小孩子要面对两个大人，而通常那两个大人是合伙的。”在不平等的关系下，同很多小孩一样，周全被父母照顾得很好，但没什么话语权。顾晓阳的父亲教训他“不要做足球梦”，周全打排球的兴趣不被鼓励，书法和画画填充了他的假期，生活平静封闭。

于是，他想要为那种孤独创造一个故事，90年代的绍兴成了投射情感的时空。

影片中，顾宝明饰演的郑爷爷搞怪，有童心，和顾晓阳建立了超越血缘的情感联系。周全小时候，家隔壁确实住着位老爷爷，是个儒雅绅士，周全到隔壁找朋友玩，爷爷会端来吃的，或是陪他们下中国象棋。周全创造这个角色的初衷是出于叙事需要，想让顾晓阳和父亲发生矛盾时，生活中出现一个给予他精神支持的长辈。他更想探讨，“任何两人之间要建立某一种亲情，是不是必须通过血缘的关系？可能不是。”

“也可能这是你理想中的父辈形象？”

“是我内心渴求这种关系吧。创作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能看到创作者的内心。这个东西我逃不掉的。”

某个大学暑假，周全的外婆下午去菜市场买菜，遇到那位爷爷的儿子，才知道他一年前过世了。周全特别难过。电影里，他给郑爷爷和顾晓阳安排了一场没有碰面的告别。郑爷爷突然决定到深圳跟随儿子生活，晓阳赌气闭门不出，等郑爷爷走了又情不自禁冲出家门对着开走的汽车喊，“爷爷，我等你回来！”

在给顾晓阳的人物小传里，两年后他们家将搬离台门，住进大房子——又与周全的轨迹重合。周全十一二岁的时候，他们家在当地的房地产大潮中搬进公寓。物质生活全面提高，有彩电，有DVD，与世界接轨，周全十分开心。他再也没住过台门。

迟到许久的怀旧提醒他，一种生活方式消散了。

温和的叛逆

谈到少年时代，话题不免朝“叛逆”倾斜。

对顾晓阳而言，成长是打破纯真的痛苦。电影里，顾晓阳发现了父亲和英语老师之间的暧昧，“他觉得父亲在做所谓的坏事，但他其实不知道这个坏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处于懵懂的状态。他眼里父亲的形象开始有变化。”顾晓阳开始无视父亲的训话，甚至愤怒地脱下球衣扔到父亲脸上，来猛烈回击父亲的管束。

反观周全，窥探个人叛逆史的期待落了空，他即使到了青春期也不过是深沉版的乖孩子，有过温和的反抗。他轻描淡写地提起成绩不好、又对父母安排双休日补课抗拒的时期，有过一些“处于相对被动的生活状态”中的“抵触情绪”。逃掉周末的书法班去打排球已经是“蛮大胆的事情”。

周全的叛逆或曰成长是内敛的，在安逸、封闭、主流的生活环境中，他通过听王菲的歌、看安妮宝贝的小说，着迷于“跟自己生活体验差特别大的、非常强烈的生活氛围”，达到某种情感的早熟。在很多导演或影迷已确立审美体系的年纪，周全庞杂地吸收主流作品，和先锋艺术失之交臂，电影启蒙要到成年才徐徐开始。如今，他将与同侪相比审美的不自觉或晚熟归因于自己的“世俗”。据此，他找到了自己拍片风格的部分成因：“我不是那种特别艺术的人，也不觉得我可以拍艺术片。”他喜欢讲完整的故事，塑造立体的人物，和观众有互动。

高二，父母为周全指出了逃离痛苦教育体制的方法：参加他所在的绍兴一中和墨尔本博文中学的交流生项目。周全起初很抗拒，现在回想，那是对未知恐惧的本能反击。受在文化局工作的父亲熏陶，他从小爱好文艺，高中时喜欢在MSN的空间抒情。一个老师告诉他，去了国外或许有机会做喜欢的事情。他被说动了，从此离家十年。

周全（左）和顾晓阳的扮演者荣梓杉在拍摄现场

片尾，顾晓阳拉着郑爷爷离家出走，在杭州的足球场奔跑，想象着在全场的欢呼声中，自己一脚将球射进门内，身为守门员的父亲扑了个空。这是晓阳在现实生活中翻不过的高山，周全帮他在梦境中打破了父亲的权威。

但周全和家长没有发生过戏剧的“弑父”桥段。出国后，全盘接手自己的生活令他真正独立，踏入更大的世界，他感觉自己迅速长大，和家人的关系进入微妙的“此消彼长的状态”。

小学时一次开家长会，老师问家长对小孩未来的期许，周全父亲写的是当律师。他们后来没再讨论过这件事，但周全现在也没忘。高中的媒体课上，老师细细拆解《惊魂记》，颠覆了周全对电影的认知。他对当导演生出浓厚的兴趣，认为自己找到了可以满足所有文艺兴趣的工作。这一次，父母表示支持，“在他们心底里面这肯定不是第一选择，只是出于对儿子的爱护或者理解……反正你如果失败了，总还有另外的机会做一些稳定的事情。”

周全的母亲在银行工作。现在父母还会和周全开玩笑，如果没有学电影，在国内读大学，毕业进银行可能也不错。“我知道，电影对于很多人来讲不稳定，他们也不理解，因为毕竟跟日常生活太远了嘛，哪个单位招导演啊是吧？”

他的平和与善解人意延伸到工作状态。负责电影宣传的常笑看电影素材的时候发现，周全经常蹲着或者弯腰和工作人员、演员交流，“他不是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在跟大家讲，觉得自己好像是皇帝，可以指使所有人。我觉得这很具象地表现出周全的工作态度。”刘宛玲说。

刘宛玲还记得，在讨论剧本走向时，她们试图说服周全，让顾晓阳的父亲真的和他的老师发生外遇，制造一个剧烈的冲突，周全坚持不肯。他想表现的中年危机是困顿的人生，他要的是理解人在困境中会怎么样，而不是激烈地突破底线，让角色变成有道德缺陷的人。

但另一方面，他的温和令他无法成为“暴君”式的导演。一些评论认为他的处女作风格不突出，不够凌厉尖锐。著名剪辑指导廖庆松看了所有的素材，评价他对演员、工作人员“不够狠”，有的镜头如果再拍两三条可能更好。田壮壮看了《西小河》后说，能从片子里看到导演被预算、周期影响，不像他们以前在制片厂体系里，开始拍片后什么都不用管。

《西小河的夏天》剧照

但对周全而言，拖时间意味着超预算的风险。在学校，破坏规矩太过分是会被退学的。“当时我想不到更好的方法能够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达到想要的效果，我会选择更安全的做法，那可能是因为我内心有一种恐惧感。希望尽可能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把它做到，而不是一味地把大家都逼到极致，有可能要付出做不到的代价去把某一场戏做好。这个算是我个性上的弱点，可能我是更讲究平衡的人。”

真实还是有趣？

我不算意外地发现，周全在AFI期间的作品大都致力于呈现家庭关系。刘宛玲评价，“很多同学喜欢拍漂亮、炫技的东西。可他就不是那个风格，他一直都是比较踏实的人。”

一个故事里，水管工去富人家修水管时找到了卡住的钻戒，陷入是否要用钻戒帮助自己待产的妻子的纠结。另一个短片的主角是在洛杉矶按摩院工作的黑道杀手，想拿回老板扣住的护照，回家探望病重的母亲。毕业作品《沉默的拥抱》表面讲的是一个舞蹈演员寻找本心的过程，实则呈现了一对母女关系的变化。“那个片子跟《西小河》有点像，主题都是讲成长，与亲人、与生活和解的能力。”周全说。

周全及其团队从2014年初开始构思顾晓阳的故事。一年后，他拿着大纲参加香港的创投会，获了奖，拿到奖金，却没有资方青睐。这一版本的故事里，顾晓阳是完全的主角，结尾有点奇幻：他和郑爷爷离家出走，赶到动物园看长颈鹿。动物园闭门了，晓阳很伤心，这时长颈鹿突然探头出来，吃了一片树叶。

“我们后来觉得，小朋友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生命经验也非常有限，这样的电影创作可能会有点单薄。所以我们想，看看他周边的人会发生什么故事。”周全说。主创是以好莱坞的制片人中心制方式合作的：在剧本开发阶段，导演、制片、编剧就从不同角度贡献对故事的想法。“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人物、故事讲清楚，能让观众了解和跟随整个情绪线，观众才有可能看懂，才会喜欢，才会有商业的可能性。这是最基本的东西。”杨宥瑜表示。

《西小河》变成三代人的故事。周全给顾晓阳的父亲安排了类似《一一》里NJ的坎坷。NJ在电梯偶遇初恋，试图做点什么而不得。顾建华是小学教导主任，事业风头被角逐梅花奖的妻子盖过，也想做点什么，结果失败了。父子产生矛盾后，郑爷爷的剧情就此展开：退休的纺织厂科长，喜欢罗纳尔多，与在深圳工作的儿子常年不和……片尾，郑爷爷的突然辞别让晓阳遭受了友情的背叛。

改编过程中，他们严格按照叙事逻辑推进。这是周全在创作理念经受冲击后的坚定选择：2014年底，他参加金马电影学院，在一个月内和另外五位学员集体创作了一部“台北都市小清新爱情故事”。他受到的电影训练是，拍电影首先要清楚地建构一个世界的故事逻辑；但同组的其他亚洲创作者更注重情感逻辑。“很多时候我觉得情感不顺，因为故事本身没有逻辑，但他们不在意，觉得情感能够理解，就可以了。”

《西小河》叙事明白晓畅，对观众十分友好，符合周全对电影的理解。周全看了豆瓣上所有对电影的评论，理解那些觉得电影“不够艺术”的观点。“我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既有个人情感、又能够让大众接受的东西呢？对我来讲重要的不是我能够取悦所有人，而是能够找到我的观众。”

AFI的训练告诉他，拍电影是商业行为，投资取得回报是电影工作者的责任，所以一定要让人看懂。从前拍片学校出全资，一部片预算四千美元，要花得不多不少。拍片计划通过后，基金存在剧组账户里分批发放，每用完一笔钱，要拿着报表、收据报销，才能拿到下一笔钱。现在拍片，他和制片人早已养成严格控制预算的习惯。

好处是未来面对商业电影市场有了砝码。“大家比较在意新导演要突出、要炫技。我们有点硬着、反着来。但这是因为他认同他之前受到的这套训练的宗旨。（拍商业片）跟我们学校的训练很像，它给你这么多条条框框，就是期望你在这些限制下做出你想做的事情。”刘宛玲说。周全认为好电影的标准无关表现形式，而是看能否拍出人的情感、拍出人性。他不想被个人风格框住，更愿意针对不同的故事找到合适的拍摄风格。

《西小河》让周全坚定己念，也有某种程度上的投降。他印象最深的是廖庆松和他的一次争执。周全拍了另一个结尾：晓阳没有出去追爷爷。周全认为，“追出去”是所有人都会预料到的反应，“不追出去”对创作者是更有趣的选择。廖庆松剪辑最后一版时把晓阳追爷爷的戏份加了进来。廖告诉他，“千万不能以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去看故事，你应该真的试图去理解，如果你变成那个小朋友，你会怎么做？一定会追出去。”

他开始反思，自己有没有能力真的理解角色的情感？“拍电影就是拍人情嘛，如果创作者意识太强，你可能失去的是真实的情感。要真实还是要有趣，到最后都变成是导演的选择我觉得真实是更重要的。”情感逻辑说服了他。